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
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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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太伯奔吴说”的困惑吴，自号“句吴”，句吴的发端可追溯到“太伯奔吴”。
《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左传》哀公七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史记·周本纪》：“古公……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汉书·地理志下》：周大王亶父“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太伯仲雍望风知指……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讬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
唐·陆广微《吴地记》：泰伯“卒葬梅李”。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
从春秋《左传》到唐代《吴地记》《史记正义》，可以清晰地看出“层累造史”的历程。然“太伯奔吴”之说早已有人疑之。宋·王安石《诗义钩沉》：“以太伯避季，则季疑于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清·崔述《丰镐考信录》：“季历于（迁岐）后四十四年始生，文王于后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于谁乎？”今人卫聚贤先生根据历史文献推测太伯之封在周原以西的西吴[2]，尹盛平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推测太伯之奔“荆蛮”当在今宝鸡一带[3]。显然，“太伯奔吴”之说扑朔迷离，疑窦重重。
据《诗·大雅·绵》《诗·大雅·公刘》《史记·周本纪》，古公迁岐之前周人居豳，豳在今彬县、旬邑一带；古公去豳，止于岐下，岐下在扶风、岐山交界处的“周原”一带；文王迁丰，武王都镐，丰镐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两岸。“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周原”是太伯的故乡，“周原”一带发现的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称“先周文化”，“先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为陶鬲和双环耳陶鬲。
太伯奔吴，时在商末。太伯、仲雍离乡背井来到江南，不可能没留下蛛丝马迹。遗憾的是历经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江苏南部既不见先周文化遗存，亦从未发现过先周时期的陶鬲。尽管《史记》《汉书》《吴越春秋》《吴地记》言之凿凿，然考古学无法证实“太伯奔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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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探赜“太伯奔吴说”的缘起长江下游的南岸，分为宁镇皖南地区（以下简称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宁镇地区以宁镇山脉为主体，东至茅山山脉，西抵九华山山脉，南至黄山、天目山山脉，北临长江。
“太伯奔吴说”的探赜，缘于“先吴文化”的研究。
1959年，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尹焕章根据宁镇地区的考古发掘，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命名。之后，南京大学蒋赞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长寿、北京大学邹衡先对湖熟文化进行修正和完善，将宁镇地区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湖熟文化”，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吴文化”，“湖熟文化”为“吴文化”之源。
1973年，在江宁点将台遗址首次发现了早于“湖熟文化”的文化层。
1987年，笔者主持发掘了丹徒团山遗址。团山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分为6期，第一期为夏时期，第二期为商代早、中期，第三期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第四期为西周早、中期，第五期为春秋早期，第六期为春秋中期。团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建立了宁镇地区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标尺，为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团山二、三期属湖熟文化，四、五、六期属吴文化，团山一期的年代早于湖熟文化，属未知的考古学文化。
1989年，笔者在团山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以团山一期的文化遗存为基础，根据对以往发掘的江宁点将台、昝庙，南京北阴阳营、安怀村、太岗寺，句容白蟒台、城头山，镇江马迹山等遗址的综合研究，提出了“点将台文化”的命名，并将点将台文化的文化性质确定为宁镇地区夏时期的考古学文化。[4]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研究，将点将台文化的年代界定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700年，湖熟文化的年代界定为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100年，吴文化的年代界定为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473年。[5]
点将台文化发展演进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发展演进为吴文化。因此，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都是吴文化的来源，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皆为“先吴文化”。
文化源流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陶制炊器是考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典型器物。笔者在点将台文化来源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王油坊类型的主要炊器为大袋足甗和侧三角形足罐形鼎，点将台文化的主要炊器亦为大袋足甗和侧三角形足罐形鼎，两者同出一辙，推测点将台文化可能来源于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
王油坊类型分布于豫东一带，点将台文化分布于江南的宁镇地区。王油坊类型陶器为何出现在江南？王油坊类型与点将台文化之间有何内在联系？遂成为笔者反复思考的问题。
03有虞氏去向的迷茫《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中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100年的“龙山时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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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是有虞氏部族领袖，有虞氏部族生息繁衍在豫东一带[7]，淮阳平粮台遗址可能是有虞氏部族的都城[8]。考古学将有虞氏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称之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以下简称王油坊类型,又称造律台类型）；夏禹是夏后氏部族领袖，夏后氏生息繁衍在豫西一带，考古学将夏后氏部族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称“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类型发展演进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而王油坊类型在豫东地区突然失踪了。
李伯谦认为史载有虞氏部族由盛而衰的历史与碳十四测定的造律台类型存在的时间基本一致，与造律台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同，从年代、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分析，造律台类型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二里头三期是二里头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在豫东地区的出现是二里头文化由西向东发展并取代造律台类型及其后继文化的结果，标志着该地区造律台类型的终结。二里头三期文化对造律台类型，是取代，不是继承。[9]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原地区的灵宝西坡、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六处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推测，灵宝西坡遗址可能与黄帝有关，襄汾陶寺遗址与陶唐氏帝尧的时空吻合，登封王城岗可能为禹都阳城，新密新砦可能为夏启都邑，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则为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六处都邑性质的遗址虽涵盖了有熊氏、陶唐氏、夏后氏，遗憾的是介于陶唐氏与夏后氏之间的有虞氏却去向不明，归属茫然。
04南荡遗存成为解读“太伯奔吴说”的契机介于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江淮东部平原又称里下河平原。里下河平原周高中低，平均高程5米以下，低洼处仅1米左右，其间河网密布，渠连水绕，为典型的水乡泽国景观。兴化市林湖乡戴家舍村南面的湖荡称南荡，1989年冬，戴家舍村民在南荡中部开挖生产河时发现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有村民将挖出的陶片和动物骨骼送交兴化市博物馆。兴化市博物馆遂派员前往南荡作了调查，又采集到许多陶器残片、石器和动物骨骼。1991年夏，兴化市博物馆的刘诗复将南荡遗址出土的陶片、石器、动物骨骼等带到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希望给予鉴定。当笔者看到南荡遗址出土的陶片时，突然眼前一亮：南荡遗址出土的陶器与王油坊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陶质、陶色一致，而且器形、纹饰也一致。根据出土的文化遗物，初步确定南荡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初期的遗址。
自1991年夏季开始，笔者对南荡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南荡遗址地处里下河平原的最低处，为终年生长芦苇的湖荡沼泽，紧邻新石器时代海岸线。遗址的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平均海拔1米左右，最低处海拔－1.46米，冬春季有局部高地露出水面，夏秋季全部没于水下，为终年生长水草、芦苇的湖荡沼泽，是一处极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1992年冬，带着种种疑虑，笔者率考古队利用冬季的低水位期对南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南荡遗址的范围之内，文化层呈一片、一片的零星分布，有的地方厚达1米左右，且有灰坑、灰沟、房屋等文化遗迹，有的地方仅5—10厘米，有的地方没有文化层，表明南荡文化遗存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地挪移，种种迹象表明南荡文化遗存形成的时间不长，属罕见的临时性遗址。
南荡遗址发现的文化遗迹有灰坑、灰沟和干阑式房屋，出土的文化遗物有鼎、甗、罐、瓮、豆、盆、钵、碗、鬶、杯、盉等，石器有锛、凿、刀、镞等，骨器有管、笄等。南荡遗址出土的陶器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器类、器形、纹饰都与王油坊类型的陶器相同，当为从豫东一带携至南荡。王油坊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南荡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南荡遗址的年代与王油坊遗址的年代相衔接。
之后，在高邮的龙虬庄遗址、周邶墩遗址也发现了时代略晚于南荡遗址的文化遗存。龙虬庄遗址出土了一片南荡遗存的刻文陶片。陶片上有八个刻画符号，左列四个似文字，右列四个似“兽、龟、蛇、鸟”的侧视图形，内容可能是表示西（白虎）、北（玄武）、东（青龙）、南（朱雀）的“方位刻辞”。龙虬庄陶文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文字的体系和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荡遗存突然出现于江淮东部，显然不是江淮东部的本土文化，而是王油坊类型在迁徙过程中的文化遗留，笔者将江淮东部与南荡遗址相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南荡遗存”。[10]
南荡遗存的发现不仅揭示了王油坊类型的去向，而且揭示了点将台文化的来源，即王油坊类型→南荡遗存→点将台文化。南荡遗存的发现不仅证实了王油坊类型从豫东徙往江淮东部的史实，而且证实了王油坊类型最终南迁至宁镇地区的史实。
南荡遗存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探源与江苏地域文明探源紧密联系，将王油坊类型的迁徙与点将台文化的来源紧密联系。
点将台文化为“先吴文化”，南荡遗存的发现无疑为句吴文明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05句吴发端的古史考察（一）有虞氏迁徙的古史考察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称“五帝”；夏禹、商汤、周武，史称“三王”。《大戴礼记·五帝德》：“五帝用记，三王用度。”虞舜为五帝之末，夏禹开三王之先，虞舜与夏禹之际是“五帝时代”向“三王时代”转折的重要节点，虞舜与夏禹之际是“古国时代”转型为“王国时代”的重要节点。[11]
古史传说中，尧舜禹都是禅让传位的。然而这种禅让之说古已有人疑之，《荀子·正论篇》：“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韩非子·说疑篇》：“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东汉·王符《潜夫论·贤难》：“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诛。”王油坊类型在豫东地区的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二里头文化，证明了“虞舜之所以放殛”并非虚言。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世袭制。“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许可。”[12]诞生于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孟子·滕文公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正是夏后氏暴力篡夺的真实写照。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与王油坊类型在豫东地区的突然消失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王油坊类型是有虞氏部族创造的文化，王油坊类型在豫东地区的消失和在江淮东部地区的出现，是考古学文化的迁徙，王油坊类型的迁徙则意味着有虞氏部族的迁徙。
关于虞舜的下落，历史文献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苍梧说。《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然虞舜南巡葬于苍梧之说早已有人质疑，《路史·辨帝舜冢》：“舜葬苍梧之言，出于经而予之言，亦难为信也。”苍梧在潇湘流域，潇湘流域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文化遗存中不见与王油坊类型类似的文化因素，有虞氏部族徙苍梧之说无法从考古学上予以证实。
另一种是海州说。今本《竹书纪年》：“帝（舜）崩，遂葬焉，今海州。”州为水中陆地。《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南荡遗存的发现，从考古学上证实了王油坊类型迁徙到了海边，证实了有虞氏部族“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
南荡是濒临南黄海的湖荡沼泽，生态环境恶劣，既不利于人们的居住，也不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躲避追杀的有虞氏部族仓皇出逃到此，似乎也是别无选择。
王油坊类型与南荡遗存之间有涂山氏。《尚书·益稷》：禹“娶于涂山”。《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夏后氏与涂山氏为姻亲，在涂山氏的分布范围内有“禹合诸侯于涂山”的蚌埠禹会村遗址[13]。而王油坊类型常见的炊器不见于禹会村，可见王油坊类型在迁徙的过程中刻意避开了涂山氏的势力范围。
（二）句吴发端的古史考察
宁镇地区是句吴文化的发祥地，点将台文化是句吴文化的发端。宁镇地区青铜文化序列为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吴文化，考古学证实了点将台文化来源于南荡遗存，证实了南荡遗存来源于王油坊类型。
《楚辞·天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据《楚辞》，句吴的发端在虞舜之后、夏桀之前。清·刘梦鹏《屈子章句》：“吴，舜始封国也；迄古，犹言自古；得，得国；两男子，舜二子义钧、季厘也。原言舜之封国，其来已久，既覆帝位，南巡而崩，让于有夏，而子孙保之，亦未尝遽废远古之祀也。此四句旧以为问太伯仲雍事，非也。”[14]清·曹耀湘《读骚论世》：“今按旧说，此条以为问太伯仲雍事，望文生义，迂回难通。由前后文义推之，则此犹问舜事也。吴、虞古字通用，获，得也；迄古，犹终古也；两男子者，舜之二子也。”[15]
春秋时吴楚相邻，楚人屈原《天问》所载句吴发端于有虞应更近于史实。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臷国在其东。”《战国策·魏策》：“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彭蠡，今鄱阳湖，宁镇地区在鄱阳湖之东。根据历史文献的梳理，可大致勾勒出有虞氏南迁的轨迹。
有虞为族名，句吴亦为族名，族群的称谓有其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人群的流动而改变。有虞氏部族一迁江淮东部，再徙江南地区，有虞氏部族的族名也不会因部族的迁徙而改变。有虞氏在南迁的过程中称“有虞”，到达宁镇地区之后仍称“有虞”。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语言逐渐南方化，“有虞”的读音逐渐演化为“句吴”。虞称有虞，吴称句吴，有、句皆发语词；虞、吴上古皆疑母、鱼韵，虞、吴古音相同，“有虞”当为“句吴”之滥觞。[16]
06结语古史传说时代留下的争讼千年的悬案颇多，拘泥于史籍，而不以考古学材料证之，甚难正本清源。钩沉索隐，探赜发微，在文献中发现田野，在田野中夯实历史，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形象诠释，也是吴文化研究的有效途径。文化现象考察与古史考察的相互印证，为探寻有虞氏部族的去向和探寻吴文化的发生，开辟了新的途径，拓展了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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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尹盛平.关于太伯、仲雍奔“荆蛮”问题[M]//吴文化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4]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J].东南文化,1989(3).
[5]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M]//高崇文,等.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6]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文物,1981(6).
[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8]秦文生.舜都于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J].中原文物,1991(4).
[9]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J].文物,1983(4).
[10]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M]//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
[12]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蚌埠禹会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14]刘梦鹏.屈子章句[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5]曹耀湘.读骚论世[M].湖南官书报局铅印本,1915.
[16]张敏,韩明芳.虞舜的南巡狩与句吴的发端[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9(3).
END作 者：张 敏张敏，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来源：《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5期
审核发布：朱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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